其五要制权(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般仅含有因更改、增加而生效的规定。而在我国，由于释宪机制的功效未彰，修改宪法则往往是使宪法规范应对社会现实的唯一选择。

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宪法在文本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效果并不理想，宪法修正文本遂得以产生并普及。[26] 以尹宣的中文译本为准，详见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第849-879页。而且，后者本身即可证明前者确系全国人大通过的这一事实。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8页。第二类共计五条，旨在增加新的宪法条款。

为合众国制定的任何宪法总要包括许多细节，在细节之中容纳十三州之不同利益与想法。这一点在很可能减少了各州的疑虑，促使宪法草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经批准而生效[21]。关于法的全球化的内涵仍有争论。

宪法法院第一次使用正当程序是在1962年2月23日的第13号判决中，它承认正当行政程序具有法的一般原则的效力，但只约束大区而不是国家，因此当立法者是国家时可以回避它，并且肯定该原则本身不具有宪法原则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正当行政程序毫无疑问是行政法全球趋同的重要表现，但是在各国中，正当行政程序具体所包含的内容并非完全一致。[31]有的国家宪法中直接明确规定了正当行政程序，除了前述的西班牙宪法、葡萄牙宪法外，委内瑞拉宪法第49条也规定正当程序适用于任何法律与行政程序。行政当局说明理由的义务等。

与传统行政法相对比，全球行政法存在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随着法的全球化进程及全球治理的需要，全球行政法正逐渐形成，正当行政程序恰恰是全球行政法形成的主要表现。

正因为正当行政程序原则不具有宪法性地位，所以如果法律没有在行政程序中规定抗辩，不能够认为该法是违宪的（宪法法院1974年第32号判决）。[51]然而，全球行政法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于全球行政法是否已经形成及其含义与价值，学界仍有争议。[15]在这种理念下，欧洲大陆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行政法的主要目标放在用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根据加以说明和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加以限定上，而原则上对行政作用究竟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过程来进行这一点似乎并不关心。在这方面，正当行政程序可以说是对全球行政规制主体进行约束的有效工具，适用正当行政程序制约全球规制机构的主体及方式可能是多样的。

[56]同注43引文，第124页。[22]尽管如此，宪法法院仍然不承认正当行政程序原则具有宪法性地位，在宪法法院1985年10月25日的第234号判决以及1986年6月27日的第151号判决中都明确指出，不能从宪法第97条关于公正原则中推论出正当程序原则。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法律传统的很多特征也发生改变。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从以前的重实体轻程序到行政程序地位的提高，很多国家也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典与规范。

[36]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6页。国家理事会最初就直接否认正当行政程序作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25]认为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中抗辩才能得到保障（国家理事会第6部门，1988年8月10日第976号判决）。

[11] 当然，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产生并非来源于罗马法，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如在德国，通过行政程序对基本权利进行保护是一种宪法义务，行政程序的具体构成、解释和适用必须能够满足对基本权利进行有效保护的需要

[42]参见同注41引文，第139页。[3][英]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页。[23]在1995年5月31日第210号判决中又认为：尽管正当行政程序原则不能认为是一项来自于司法与宪法保证得出的原则，但是对于立法者与解释者而言仍然具有指示作用。[46]S. Cassese,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ule, in S. Cassese （ed.），Dizionario di Diritto Pubblico. Giuffre Editore, 2006, p. 1944. [47]参见龚向前： WTO食品安全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载孙琬钟主编：《WTO法与中国论丛》（2011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54]适用个人的情况也存在，一些国际组织明确规定私人介入程序的形式，如2003年国际奥委会颁布的《世界反兴奋剂法典》第8条就规定了保证个人有权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即每个负责检测结果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都应为任何被宣布为已违犯反兴奋剂规则的人提供召开听证会的机会，该条不仅针对国内反兴奋剂的当局还针对国际奥组委等国际组织，直接适用于个人。[1]本文所指的行政法的全球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各国行政法相互影响，在原则、制度等方面的趋同。

1977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保护个人权利不受行政当局行为侵害》的决议，就规定了个人有获得听证的权利，获取必要事实的权利以及获取法律建议的权利。设立了独立或半独立的管制机构。

其次，正当行政程序既表现为约束国家遵守全球性规则的工具，也表现为约束全球规制机构的工具。20世纪以来，各国行政法都发生了变化，正当行政程序逐渐成为行政行为的一项基本原则，甚至在某些大陆法系国家成为一项宪法性原则。

最后在2009年的第69号法律中进一步强调了在基本给付方面公民的参与。[18]如西班牙宪法第105条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被听取意见，葡萄牙宪法第267条与第268条规定了市民参与行政程序、程序公开等。

[57]在司法判例方面，一些国际性法庭的判决也表明了正当行政程序正成为一种最低保证程序。正当行政程序的内涵也是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听取申辩、回避、说明理由、公开、透明、参与等都成为正当行政程序的内容。[50]同注43引文，第58-93页。[56]同注43引文，第124页。

他们的观点在欧洲国家也有回应，如意大利著名公法学家卡塞塞（S. Casesse）在其诸多著作中对全球行政法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参见S. Cassese, Il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ale: una introduzione, in Riv. trim. dir.pubbl.，2005，n. 2, pp. 331 ss.，ID.，Oltre In Stato, Roma-Bari, Laterza, 2006; ID, Lo spazio giuridico globale, Roma-Bari, Lat-erza, 2003，ID, Universalitd del diritto, Napoli, Editoriale scientifia, 2005. [51]同注43引文，第118页。放弃了对某些社会活动，如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生活的主管形式。

[2]从这个意义上来阐述法的全球化，参见Parikshit Dasgupta:法律全球化和实践，朱景文译，载中国法理网。从对全球规制机构进行约束的角度而言，涉及到全球行政法本身存在的缺陷。

[43]参见[英]卡罗尔?哈洛：全球行政法：原则与价值的追问，徐宵飞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11年第14辑，第80-84页。[15]在这种理念下，欧洲大陆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行政法的主要目标放在用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根据加以说明和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加以限定上，而原则上对行政作用究竟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过程来进行这一点似乎并不关心。

在代议制民主下，选举的代表往往不能真正地代表选民的利益，一方面，他们一般由少数的政治精英统治，并且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支配，国家机关与市民社会之间也缺乏有效透明的沟通机制，只有选举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参与管理的需要。决定程序经由程序原则而法治化，这些原则包括法定听证权的保障、所有参与者‘程序武器平等以及程序的公开化。参见[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1]参见刘兆兴主编：《比较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27页。

这种正当行政程序的保证既针对国家也针对个人，比如在1991年美国禁止某些虾和虾类产品进口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如果限制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进口，应该给予这些国家听取意见的机会，并作出说明理由的决定，承认了防卫权。例如，针对国家方面，为了贯彻《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确定属于世界文化财产的名录时，规定国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秘书处之间的合作与咨询的方式。

关键词:  正当行政程序。在尊重机密、职业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获取涉及其的卷宗的权利。

[28][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362页。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属于立法者，行政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公共利益，它是惟一有权衡量公共利益的主体。